是年某晚，彻夜无眠，倚窗默想，暮然回首，惊觉在山上度过了十三个年头，回想一九九二年六月首次踏入那破旧的办公室，桌上铺满封尘的文档，滴漏褪色的泥瓦屋顶，发霉渗水的四壁……但当我踏出那阴潮的办公室，我却发现那外观残旧的建筑群闪砾着叫人拍案叫绝的对联横额：道成肉身、道风大千、道风境界……从那时起，我坚信这封尘的背后有上主的作为。因着道风山的本色化和中国化的氛围，一个潜藏心灵多年的召命再次唤起：建构中国基督教。在随后的一年里，汉语神学的异象逐步清晰。

　　一九九五年，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正式在香港注册立案，我们的办公室基地从道风山基督教丛林迁移至昔日的莲德楼。1从法理上，研究所刚迈过十周年，但从实际运作上它却是始于一九九三年下旬。2诚如我在去年的「主诞默想」文告中曾提及在始创期我们只管向前看，向前走；当年我们的召命与《旧约》中的亚伯拉罕相仿：「……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希伯来书11:8），但我们却坚信这是上主的时机（Kairos）：让基督教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的组成部分；我们凭着「信」昂然上路……。

　　因着这召命的「开创性」和「原创性」，我们在没有前模可範下不断尝试和冒进。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间，我们的工作在香港教会界罕有地引发长达十个月的专题论争：「文化基督徒」3。借着这次开诚布公的讨论，我们更清楚这召命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也正是在这种颇具争议的形势下，我们还是沉着气在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八年于马来西亚召开了两次国际华人「汉语神学圆桌会议」4，旨为凝聚各方志同道合的汉语学人，共襄推进汉语神学的理论架构，收集其「特定的」神学议题，确立以「汉语」思考、论述和撰写基督教神学的必要性。同时为更有系统地铺陈汉语神学的初熟之果，我们在一九九七年邀约各方学人撰写专文，并于二○○○年出版论文集《汉语神学刍议》5，为要说明汉语神学的多元性和大公性。二○○一年借赖研究所友好机构德国波恩市「中国中心」的协作，我们共同在德国柏林召开首次中国基督教学人与德国神学家对谈会议，双方就「翻译和吸纳」这个课题作了深入和实用性的交流。6席间有德国学者提出，是次会议中有不少中国学者能以德语直接与德国学者就相关学术课题进行对谈，相对地极少德国学者能以「平等交流」的对谈原则以汉语与中国学人交往，从而可预见中国学人在「平等交流」的原则中所占优势。

　　细味回眸上述四个时段，我们又发现在有意与无意间为汉语神学所迈出的步伐：从香港教会小众引发「文化基督徒」的论争作始，继而汇集各方中国学人对汉语神学的献议，进而与西方学界探讨汉语神学和大公神学的关联；一个从内到外的运动逐步扩散，默默地起着革命。

　　在迈过二○○四年之际，我们在众多中外学术夥伴中委任一个七人的核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会不单成为研究所的「智库」，更承责献议短期和长期发展策略，委员会将按需要邀约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共襄大业。

　　踏入二○○五年，迈过研究所的首个十年，借赖委员会的共同努力，我们已初步梳理汉语神学的脉络，其神学体系之独特性在是期王晓朝教授的主题文章里有较精简的阐明：非教会性（跨教派性）、人文性（学术性）、跨文化性（对话性和开放性）。由于汉语神学紧扣中国人文学界的学术议题，其议题因而什具多元性，是期另外两篇主题文章分别从中外学人的角度呈现其多样性和对话性。

　　面向未来的十年，我们还是充满期待地昂首前步，诚如牛顿于一六七六年在私人信函中的名言：「如果我看得比别人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注释：
 1. 这是一座建于一九三○年的历史古楼，也是道风山创办人之一田莲德先生的家用住宅。
 2. 汉语神学的概念在一九九四年二月出版的《道风》学刊复刊辞已清楚提出，并成为该学刊的副刊名，见〈复刊辞〉，载《道风：汉语神学学刊》第一期（1994）。后来在二○○○年《道风》学刊的〈新世纪献题〉虽然提出把此副刊名改为「基督教文化评论」，但在该献辞中一再申明改名因由不违一九九三年始创期的工作理念「推动以汉语神学为主体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与教会性的神学研究和人文学界的宗教研究相互激励，相互促进」，见〈新世纪献辞〉，载《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十二期（2000）。
 3.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编，《文化基督徒—现象与论争》（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
 4. 刘小枫、谢品然、曾庆豹主编，《现代性、传统变迁与神学反思—第一、二届汉语神学圆桌会议论文集》（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1999）。
 5. 杨熙楠编，《汉语神学刍议》（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
 6. 杨熙楠、雷保德编，《翻译与吸纳—大公神学和汉语神学》（香港：道风书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