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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隨想:漢語神學運動的十年回顧

  是年某晚,徹夜無眠,倚窗默想,暮然回首,驚覺在山上度過了十三個年頭,回想一九九二年六月首次踏入那破舊的辦公室,桌上鋪滿封塵的文檔,滴漏褪色的泥瓦屋頂,發霉滲水的四壁……但當我踏出那陰潮的辦公室,我卻發現那外觀殘舊的建築群閃礫著叫人拍案叫絕的對聯橫額:道成肉身、道風大千、道風境界……從那時起,我堅信這封塵的背後有上主的作為。因著道風山的本色化和中國化的氛圍,一個潛藏心靈多年的召命再次喚起:建構中國基督教。在隨後的一年裡,漢語神學的異象逐步清晰。

  一九九五年,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正式在香港註冊立案,我們的辦公室基地從道風山基督教叢林遷移至昔日的蓮德樓。1從法理上,研究所剛邁過十週年,但從實際運作上它卻是始於一九九三年下旬。2誠如我在去年的「主誕默想」文告中曾提及在始創期我們只管向前看,向前走;當年我們的召命與《舊約》中的亞伯拉罕相仿:「……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裡去」(希伯來書11:8),但我們卻堅信這是上主的時機(Kairos):讓基督教研究成為中國學術的組成部分;我們憑著「信」昂然上路……。

  因著這召命的「開創性」和「原創性」,我們在沒有前模可範下不斷嘗試和冒進。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間,我們的工作在香港教會界罕有地引發長達十個月的專題論爭:「文化基督徒」3。藉著這次開誠佈公的討論,我們更清楚這召命的重要性和獨特性。也正是在這種頗具爭議的形勢下,我們還是沉著氣在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八年於馬來西亞召開了兩次國際華人「漢語神學圓桌會議」4,旨為凝聚各方志同道合的漢語學人,共襄推進漢語神學的理論架構,收集其「特定的」神學議題,確立以「漢語」思考、論述和撰寫基督教神學的必要性。同時為更有系統地鋪陳漢語神學的初熟之果,我們在一九九七年邀約各方學人撰寫專文,並於二○○○年出版論文集《漢語神學芻議》5,為要說明漢語神學的多元性和大公性。二○○一年藉賴研究所友好機構德國波恩市「中國中心」的協作,我們共同在德國柏林召開首次中國基督教學人與德國神學家對談會議,雙方就「翻譯和吸納」這個課題作了深入和實用性的交流。6席間有德國學者提出,是次會議中有不少中國學者能以德語直接與德國學者就相關學術課題進行對談,相對地極少德國學者能以「平等交流」的對談原則以漢語與中國學人交往,從而可預見中國學人在「平等交流」的原則中所佔優勢。

  細味回眸上述四個時段,我們又發現在有意與無意間為漢語神學所邁出的步伐:從香港教會小眾引發「文化基督徒」的論爭作始,繼而匯集各方中國學人對漢語神學的獻議,進而與西方學界探討漢語神學和大公神學的關聯;一個從內到外的運動逐步擴散,默默地起著革命。

  在邁過二○○四年之際,我們在眾多中外學術夥伴中委任一個七人的核心學術委員會,委員會不單成為研究所的「智庫」,更承責獻議短期和長期發展策略,委員會將按需要邀約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共襄大業。

  踏入二○○五年,邁過研究所的首個十年,藉賴委員會的共同努力,我們已初步梳理漢語神學的脈絡,其神學體系之獨特性在是期王曉朝教授的主題文章裡有較精簡的闡明:非教會性(跨教派性)、人文性(學術性)、跨文化性(對話性和開放性)。由於漢語神學緊扣中國人文學界的學術議題,其議題因而甚具多元性,是期另外兩篇主題文章分別從中外學人的角度呈現其多樣性和對話性。

  面向未來的十年,我們還是充滿期待地昂首前步,誠如牛頓於一六七六年在私人信函中的名言:「如果我看得比別人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注釋:
 1. 這是一座建於一九三○年的歷史古樓,也是道風山創辦人之一田蓮德先生的家用住宅。
 2. 漢語神學的概念在一九九四年二月出版的《道風》學刊復刊辭已清楚提出,並成為該學刊的副刊名,見〈復刊辭〉,載《道風:漢語神學學刊》第一期(1994)。後來在二○○○年《道風》學刊的〈新世紀獻題〉雖然提出把此副刊名改為「基督教文化評論」,但在該獻辭中一再申明改名因由不違一九九三年始創期的工作理念「推動以漢語神學為主體的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與教會性的神學研究和人文學界的宗教研究相互激勵,相互促進」,見〈新世紀獻辭〉,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十二期(2000)。
 3.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編,《文化基督徒—現象與論爭》(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
 4. 劉小楓、謝品然、曾慶豹主編,《現代性、傳統變遷與神學反思—第一、二屆漢語神學圓桌會議論文集》(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9)。
 5. 楊熙楠編,《漢語神學芻議》(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
 6. 楊熙楠、雷保德編,《翻譯與吸納—大公神學和漢語神學》(香港:道風書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