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底我应邀在中外多间大学介绍「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汉语神学、汉语神学运动与当代中国学术」的关联。在其中的会后讨论环节中，不乏尖锐和深具启发性的提问，这些问题恰好让我更明确地说明「汉语神学」的是与非。就此公诸同好，引发讨论。

问题一：由研究所倡导的汉语神学，在过去十多年来翻译西方基督宗教经典逾百部之多，是否背负强销西方神学予中国学界的责任？

答：基督宗教植根西方文化二千年之久，若中国学人真要研究基督宗教，翻译西方基督宗教经典是绕不过的现实需要。而更为重要的事实是，由研究所倡导的汉语神学的翻译工程，其所有选题是由中国学人自决的。我们从一开始就着重挖掘非西方的和中国的基督宗教的思想资源，例如俄罗斯东正教和大家较熟悉的明清天主教及清末以降来华的东正教和新教。我们更在创立研究所的首阶段（1995），即对最早来华的基督宗教之一，唐朝的景教文典进行过爬梳，其研究成果更收录成为「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的第二部出版（1995）。同时我们亦与中国学人共同研究对中西方诸神学经典及思想进行处境性诠释，使之与中国学术对话和整合，至今已出版了四十多部原创性的汉语神学专着，收录入「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丛刊」。在这之中所有参与翻译和研究的学者都以中国学人为主，西方学者只是从旁给予专业意见，但中国学者始终保有自主的终决权。

问题二：研究所是否西方别有用心的传教机构，以学术研究之名在中国学界进行文化宣教？

答：我们与别有用心的传教机构无关，但我们是一班别有用心的中国学人，因为我们都用心相信在中国学界研究基督宗教，并使其成为中国多元学术传统的组成部份，这将丰富中国文化和学统以应对现代性的冲击。为此我们于一九九五年在香港注册成为法定民办学术机构，受香港特区政府监管，其最高决策层与任何宗教团体没有隶属关系，所有管理层都是以个人专业身份参与。

既然「汉语基督教研究/汉语神学」的起始点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文学界，其成长和发展也应以人文学界为依归，因此人文学界就成为其所隶属的团体。不同的团体都有其特定的专业用语、文化生活、思维方式、共同信念、价值取向和工作守则。同理地，汉语神学的专业用语、思考方法、学术规範和问题意识应与学术团体类同。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参与汉语神学的工作者，其首要条件不是信仰的从属问题，我们不关心参与者是否有信仰，我们只关心参与者是否认同学术团体的学术规範。

至于汉语神学与隶属不同宗教团体的教会神学之关系，双方应是互不隶属和互不干预，但这并不表示双方是各不相干和互不往来。相反地，因为双方的研究领域常有交叉重叠，因此双方的交流是理所当然，势必所需的。但至为关键是，双方的对话地位是平等的，对话的态度是相互尊重，对话的结果是互补长短。

问题三：中国大陆内的大学体制存在西方式的大学神学院制度，立足于人文学界／大学界的汉语神学，如何可能？

答：西方的基督宗教研究在人文学界及大学界具有重要和被认受的学术地位。相对地，中国大陆人文学界及大学界并不接受神学系或神学院的学术体系，因此中国学人在人文学界进行的基督宗教研究，必然以其本身在大学内被认受的专业学科为定位，进而对基督宗教诸思想资源进行吸收，其基督教研究的成果必然与其专业学科或其他人文学科进行对话和整合，因此汉语基督教研究／汉语神学应与不同的人文学科进行跨学科的结合，例如文学、史学、哲学、经学、法学、社会科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宗教学、音乐、艺术和建筑等。

我们从不担心这种所谓跨学科整合将让西方学术统摄中国学术，因为中国学者早已指出这种整合必须经过所谓「转化性创造」。中国知名学人刘再复教授在二○一一年一次访谈中指出：「转化性创造其重心不是『转向他式』，既不是转向西方，也不是转向千万里之外；更不是『退回旧式』，既也不是转向老祖宗，也不是转向毛泽东，转向千百年之前；而是『创造自式』，即创造一套立足于现代中国人生存发展的社会形式，肯定和吸收普世价值，又不就範某一既定的西方範式；开拓中国古代资源，又拒绝被固定为某一现有的中国模式，透过『转化性创造』，走出一条现代中国自己的路。」

这种「转化性创造」的跨学科研究与近年西方前沿学界致力的跨学科研究不谋而合，从中西方学术接轨的角度，这有助中国前沿学术与西方前沿学术同步发展。同时对西方学者来说，他们将很惊讶地发现生发于中国学界的基督宗教研究，竟然与西方前沿学术可以不相伯仲、分庭抗礼，什至有值得其学习的地方。因为立足于中国人文学界的汉语基督宗教研究／汉语神学结合了西方学界并不熟悉的中国思想资源，即传统文化（儒释道）和当代文化（马克斯和当代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