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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神學的是與非

二○一一年底我應邀在中外多間大學介紹「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漢語神學、漢語神學運動與當代中國學術」的關聯。在其中的會後討論環節中,不乏尖銳和深具啟發性的提問,這些問題恰好讓我更明確地說明「漢語神學」的是與非。就此公諸同好,引發討論。

問題一:由研究所倡導的漢語神學,在過去十多年來翻譯西方基督宗教經典逾百部之多,是否背負強銷西方神學予中國學界的責任?

答:基督宗教植根西方文化二千年之久,若中國學人真要研究基督宗教,翻譯西方基督宗教經典是繞不過的現實需要。而更為重要的事實是,由研究所倡導的漢語神學的翻譯工程,其所有選題是由中國學人自决的。我們從一開始就著重挖掘非西方的和中國的基督宗教的思想資源,例如俄羅斯東正教和大家較熟悉的明清天主教及清末以降來華的東正教和新教。我們更在創立研究所的首階段(1995),即對最早來華的基督宗教之一,唐朝的景教文典進行過爬梳,其研究成果更收錄成為「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的第二部出版(1995)。同時我們亦與中國學人共同研究對中西方諸神學經典及思想進行處境性詮釋,使之與中國學術對話和整合,至今已出版了四十多部原創性的漢語神學專著,收錄入「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叢刊」。在這之中所有參與翻譯和研究的學者都以中國學人為主,西方學者只是從旁給予專業意見,但中國學者始終保有自主的終决權。

問題二:研究所是否西方別有用心的傳教機構,以學術研究之名在中國學界進行文化宣教?

答:我們與別有用心的傳教機構無關,但我們是一班別有用心的中國學人,因為我們都用心相信在中國學界研究基督宗教,並使其成為中國多元學術傳統的組成部份,這將豐富中國文化和學統以應對現代性的衝擊。為此我們於一九九五年在香港注冊成為法定民辦學術機構,受香港特區政府監管,其最高決策層與任何宗教團體沒有隸屬關係,所有管理層都是以個人專業身份參與。

既然「漢語基督教研究/漢語神學」的起始點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人文學界,其成長和發展也應以人文學界為依歸,因此人文學界就成為其所隸屬的團體。不同的團體都有其特定的專業用語、文化生活、思維方式、共同信念、價值取向和工作守則。同理地,漢語神學的專業用語、思考方法、學術規範和問題意識應與學術團體類同。因此我們從一開始就強調參與漢語神學的工作者,其首要條件不是信仰的從屬問題,我們不關心參與者是否有信仰,我們只關心參與者是否認同學術團體的學術規範。

至於漢語神學與隸屬不同宗教團體的教會神學之關係,雙方應是互不隸屬和互不干預,但這並不表示雙方是各不相干和互不往來。相反地,因為雙方的研究領域常有交叉重疊,因此雙方的交流是理所當然,勢必所需的。但至為關鍵是,雙方的對話地位是平等的,對話的態度是相互尊重,對話的結果是互補長短。

問題三:中國大陸內的大學體制存在西方式的大學神學院制度,立足於人文學界/大學界的漢語神學,如何可能?

答:西方的基督宗教研究在人文學界及大學界具有重要和被認受的學術地位。相對地,中國大陸人文學界及大學界並不接受神學系或神學院的學術體系,因此中國學人在人文學界進行的基督宗教研究,必然以其本身在大學內被認受的專業學科為定位,進而對基督宗教諸思想資源進行吸收,其基督教研究的成果必然與其專業學科或其他人文學科進行對話和整合,因此漢語基督教研究/漢語神學應與不同的人文學科進行跨學科的結合,例如文學、史學、哲學、經學、法學、社會科學、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宗教學、音樂、藝術和建築等。

我們從不擔心這種所謂跨學科整合將讓西方學術統攝中國學術,因為中國學者早已指出這種整合必須經過所謂「轉化性創造」。中國知名學人劉再復教授在二○一一年一次訪談中指出:「轉化性創造其重心不是『轉向他式』,既不是轉向西方,也不是轉向千萬里之外;更不是『退回舊式』,既也不是轉向老祖宗,也不是轉向毛澤東,轉向千百年之前;而是『創造自式』,即創造一套立足於現代中國人生存發展的社會形式,肯定和吸收普世價值,又不就範某一既定的西方範式;開拓中國古代資源,又拒絕被固定為某一現有的中國模式,透過『轉化性創造』,走出一條現代中國自己的路。」

這種「轉化性創造」的跨學科研究與近年西方前沿學界致力的跨學科研究不謀而合,從中西方學術接軌的角度,這有助中國前沿學術與西方前沿學術同步發展。同時對西方學者來說,他們將很驚訝地發現生發於中國學界的基督宗教研究,竟然與西方前沿學術可以不相伯仲、分庭抗禮,甚至有值得其學習的地方。因為立足於中國人文學界的漢語基督宗教研究/漢語神學結合了西方學界並不熟悉的中國思想資源,即傳統文化(儒釋道)和當代文化(馬克斯和當代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