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代表了當代中國以政治大國身份與西方列強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並駕齊驅，互相競爭。二○○八年之後的中國，在經歷全球金融風暴的洗牌效益後，我們更以經濟大國的身份與世界列強共同策劃和推動全球經濟。與此同時，因着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和國與國之間的利益爭奪，東西方各國列強對崛起中的中國深感不安遂形成「中國威脅論」和「圍堵中國論」的意識形態，這頓使中國各階層如政界、商界、學界、民間都在不同層面上急謀對策與之抗衡。撇開政治和經濟的對策，單從文化層面來看，當中國持續不斷地受到東西方先進文明強而有力的挑戰時，在學界和民間有部份學人提出回到中西方的經典傳統、中國宗教、民族主義和馬克思研究等素求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可以抗衡外來所謂「先進」文明的質難和挑戰，二來可以建構異於「西方學统」的「中國學統」，尤以側重樹立中國自身的主體性文化結構。這種中西對疊的勢態，大有重現四百年前耶穌會士利瑪竇來華所引起的中西之爭。

面對這種可能的中西對決，我個人還是期望可以從兩千年來的中西文化交通史中吸取經驗和借鍳，我們不應再以較量和對決的態度來處理中西之爭或古今之爭。因為在全球一體化及現代化的衝擊下，不論中方還是西方，我們在享受現代化所帶來的祝福外，我們也面對「現代性」帶來的咒詛，如極端利己主義、商品拜物教、單向度的人、過度理性、宗教世俗化、高風險社會、破碎失序的現代生活……等等。面對這個全球性的文化困局，東西方學界理應動員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化資源，無分彼此、各盡所能、互補長短和同舟共濟以回應「現代性困局」的挑戰。

漢語神學是發軔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引進西學」的順勢熱潮之中，當時的基督教研究既代表新頴思潮又是前沿學術，遂吸引了不少中國學人進入這個新潮的知識體系。踏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迎來了大國崛起的新局面，加諸基督宗教研究在中國學界已有二十多年的累積，中國學人對西學或基督教研究已經不再感到陌生和新鮮，今天可供中國學界選擇的文化資源相比二十多年前確是更多元、更多選擇和互為競爭。縱使漢語基督教研究或漢語神學的熱潮或許已成過去，但因着其在中國學界已奠下的工作基礎，加諸其跨學科的工作本質、獨立自主的學術品格和專注以人文學界為其特定的植根空間。漢語神學在面對起伏多變的學界潮流時，他還是一如既往按發展階段循步漸進，從起步的文史哲合作學科擴展至聖經研究、宗教社會學、宗教對談和公共神學等領域，並繼續努力建設其跨學科整合的成果，如探討基督宗教與世界宗教的關係，基督宗教的倫理價值與多元倫理的關係，基督宗教與科學、社會、政治和經濟等處境關係，是謂演變中的不變。因為我們和参與漢語神學運動的中國學人的核心價值是一致的，就是漢語神學可以與傳統文化的儒、道、佛和現代文化的西學思潮和馬克思理論共同成為中國學術傳統的組成部分，從而構成具自主性和主體性的當代中國知識結構；為此我們鍥而不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