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着名社会学家金耀基教授在其名作《从传统到现代》已指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不是中西文化孰优孰劣之争，不是复古抑或西化之两极论端，而是「社会变迁」的问题。[1]近日偶看历史纪录片「凤凰大视野—正说李鸿章」，首集主持人以慷慨激昂的语调铺陈开场白：「李鸿章所处时代是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海禁大开，强邻环绕，中华文明遇见西方文明的强力挑战，中国被迫重新认识自己，这也使中国从封建专制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2]此纪录片使我更立体化和影像化地观看着古老的中国如何转向现代。

　　中国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3]历来的应变自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至今，对于吸收西方文化共经历了三个层面，分别是器物技能、社会制度和思想行为。从李鸿章单向地吸收西方的器物技能以强国，至晚清康有为、梁启超、孙逸仙和陈独秀等发现器物技能只属身外之物，更重要是引入先进的社会制度以帮助中国社会迈向现代之转型，及至五四运动和其后的新文化运动更进一步探讨中西思想行为之差异与优劣。[4]当我不自觉地铺陈出上述的宏大局面之际，又再次被提醒「汉语神学」的发靱与当代中国面对「现代转型」的挑战是密不可分的。这让我想起自一九九五年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成立以来，我们至为核心的学术活动如「汉语神学圆桌会议」都以「现代性、社会变迁与汉语神学」为题旨。十多年后的今天，尽管汉语神学的研究领域已从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扩展至圣经与经学研究、实证研究什至公共神学，但我相信上述的宏大局面对「汉语神学」之问题意识依然深具参考价值。

　　今天的中国经过百年以来多次文化和政治运动之炼锤，上世纪末又得益于以经贸为轴心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近又受惠于全球金融风暴的洗牌效益；中国终于再次踏上大国的舞台。同时中国在面对西方文明持续而有力的挑战时，从民族自尊的角度，国学再次在学界和民间升温是可以理解的。惟我祈愿也是我的相信，今天的中国学人经历百年以来的中西碰撞后，在前人的借鑑下我们理应跨越中西对垒之争，自信和积极地吸纳外来文化以更新本土文化，从而面对全球化下中西方的共同挑战—现代性。刚于今年七月去世的大陆知名学人季羡林曾提出类似的概念，名为「大国学」：一、国学是活传统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守旧传统；二、其範围包括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包括藏族文化及伊斯兰文化）；三、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并至终使其中国化的文化成就。[5]在此九十八岁高龄的季老，其宏大胸襟实令当下部分高举极端民族大义的国人为之汗颜。

　　谁曾想到在十七至十八世纪期间，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欧洲人眼中是最值得仿效的理想制度，法国百科全书派学人波维尔（Pierre Poivre）在一七六九年曾说「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变成什麽样子提供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瞻仰世上最伟大的人（清朝康熙皇帝），[6]他是上天真正完善的形象。」[7]同时代另一位法国着名作家格利姆（Grimn）更赞誉说：「在我们的时代里，中国帝国已译为备受触目和特殊研究的对象……哲学家们从中国取得他们有用的材料用来论证和改造他们自己国家的各种弊端……中国的道德是世界上最高尚而完美的；它的法律、政治和艺术都同样可以作为世界各国的模範。」[8]有时历史真箇会玩悖论游戏，这种十八世纪法国式的浪漫赞誉与上世纪末在西方政界响起的「中国威胁论」形成难以相信的对比，在这种巨大张力下中国本土又产生「中国不高兴」的民间舆论。《亚洲周刊》总编辑邱本立对中国这般民粹式的民间舆论给予忠告令人深省，中国的崛起不应只靠国民生产指数（GDP）来证明，中国不仅要具备强大实力，更要有伟大的价值，在国际的舞台上不是被害怕而是被尊重。[9]际此我坚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韧于中国学界的汉语神学对正在创造性地转化中的「大国学」定有其独特的贡献。

[1].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台北：时报文化，1978），页3。
[2].《凤凰大视野－正说李鸿章》（5－DVD，九洲音像，2009）。
[3]. 李鸿章在一八七五年的奏折原文是：「今则东南海疆万馀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搆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转引自梁启超，《李鸿章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第六章。
[4].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页113-134。 
[5]. 钱文忠，〈,拒绝国宝头衔的国寳去世〉，载《亚洲周刊》29（2009），页45。 
[6]. 白普（Joachim Bouvet）着，赵晨译，《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Joachim Bouvet，（Portrait historique de l' Empereur de la China; Paris,1697）。法国耶稣会士白普除对康熙帝的文治武功简要敍述外，对其品德、性格、生活及爱好都有极高的评价，康熙的严政厉治、好学不倦的风範，相对当时好逸玩乐的欧洲「专制君主」确成强烈对比。
[7]. 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页331。 
[8]. 同上，页223。 
[9]. 张洁平，〈香江热议中国怎样才高兴〉，载《亚洲周刊》31（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