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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heology
在超越性與臨在性之間──對《二十世紀神學──變遷時代的上帝與世界》一書的思想史方法論分析
--    蔣漫軻
中山大學比較宗教研究所碩士
(2000-2001年度)

內容提要:Grenz和Olson合著的《二十世紀神學》是一本關於二十世紀神學思想史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根據此書的中心線索──超越性與臨在性之間的緊張關係,本文檢視了此書對施萊爾馬赫、巴特和蒂利希三位重要神學家的解析,得出本書的思想史方法論側重於知識考察或說著重於外在解釋的結論,並認為本書所採取的思想史方法論就其所討論的對象而言總體上是較為成功的。

關鍵詞:超越性 臨在性 神學 思想史 方法論 外在解釋 

  雖然神學在過去一個多世紀裡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但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極大地豐富了它的內容,擴大了它的研究範圍;同時,在即將過去的這個世紀,宗教學的研究正是方興未艾,而神學的研究也沒有因為相對於過去很多人不再重視信仰而走下坡路,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北美),正規神學院的增加極大地發展了這一研究;另外,也是在這個世紀,出版業、印刷業都呈現出高度發達的狀態。這幾個方面,可以部份地解釋有關二十世紀宗教思想史和二十世紀神學思想史(或稱「當代神學思想」、「當代基督教思想」)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棟的現象。Stanley J. Grenz和Roger E. Olson的《二十世紀神學──變遷時代的上帝與世界》(1992)1 正是這眾多神學思想史中有代表性的一本。

  Grenz和Olson是當代美國福音派的神學家,因而,他們的《20世紀神學》一書從通常的意義上講就屬於從內部進路即通過信仰的觀點研究基督教的著作,也就是說,本書和其它神學研究一樣,其立場乃首先肯定超越於我們自己和世界之實在的上帝的存在。所以,作為一本神學思想史著作,它主要是基於神學研究的基本框架(即上帝論、基督論、揀選論及末世論等)對二十世紀重要神學家的思想分別進行介紹。但是對於從外部進路來研究宗教的研究者來說,這並沒有影響此書作為二十世紀基督教思想史的一種解釋的可讀性。本文試圖從思想史方法論(或稱為思想史的解釋模式)角度對此書進行初步的分析。

  從內容的體系上看,本書不同於一般的按時間或純粹按派系劃分的神學思想史著作,正如作者所稱的:「希望不僅僅提供關鍵思想家及其思想的一個概括,而且還要講述一個故事──一個變遷時代的神學故事」4。本書線索非常清楚,作者以上帝的超越性(the divine transcendence)和上帝的臨在性(the divine immanence)一對真理提出的創造性的緊張關係這一非常有意義的主題為線索,要講述的就是超越性與臨在性這一對真理在即將過去的一個世紀鬥爭的故事。這一緊張關係成為了本書解釋二十世紀神學思想的工具,圍繞著這一緊張關係,作者試圖揭露二十世紀神學的同一性和多樣性。但是,與此同時,作者強調,這不是對二十世紀神學唯一解釋竅門。5

  本書認為,大多數時候,基督教神學都在上帝的超越性與上帝的臨在性這一對聖經真理之間尋求一個平衡。在這個平衡之中,上帝一方面是具有超越性的,它作為超越的上帝與世界聯繫起來,它在宇宙之上,從彼岸(from beyond)來到世上的自足的存在;別一方面,上帝具有臨在性,它作為臨在的上帝與世界聯繫起來,它是無處不在的(God is present to the world,並非「無處不是」),並且他時刻在創造萬物(God is present to creation),與我們人類的歷史過程密切相關。在基督教歷史中,這一對真理在啟蒙運動之前一直保持著超越性凌駕於臨在性之上的良好平衡,其中,在奧古斯丁那裡,這一古典的平衡達到一個至高點。稍後的宗教改革和新教經院哲學雖然對這一平衡造成了一定的衝擊,但它在避免看輕上帝的臨在性的同時,傾向於喜歡上帝的超越性。但是,此後由啟蒙運動開出的理性主義、自由主義毀滅性地打擊了這一古典平衡。本書所要講述的就是在這一平衡被破壞之後的處於變遷之中的二十世紀(作者認為這是從啟蒙運動奠基至所謂現代文化向後現代文化變遷的世紀)裡頭,超越性與臨在性如何相互作用的歷程。

  二十世紀神學開始於巴特對上一世紀打破了傳統平衡重臨在性輕超越性的自由主義神學作出的響應──重新發現上帝的超越性,這是新正統派(Neo-orthodoxy)(以巴特為代表)對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反叛。新正統派對二十世紀神學的影響巨大、深遠,從二○年代一直持續到六○年代。但新正統派在排斥臨在性這一點上走得過遠,給重建與深化自由主義的臨在性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崛起留出了空間,以蒂利希為先驅的新自由主義試圖通過對臨在性的重新強調重建一種二十世紀的人們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基督教之對上帝的信仰6。隨後,有強調在世界演化、人類歷史過程之中的臨在性的過程神學;有強調世俗之內的臨在性的激進運動;有提出存在於未來之中的超越性的希望神學;有在被壓迫經歷之後重建臨在性的解放神學;還有以卡爾.朗納(Karl Rahner)和漢斯.昆(Hans Küng)為代表強調人類心靈(human spirit)之中的超越性的新天主教神學以及提倡存在於改革內部的超越性的敘事神學等等此起彼伏。最後,本書作者以自己身處的福音派對正統派的關於上帝超越性的強調的重新確認結束故事。全書通過上帝的超越性與上帝的臨在性這一對本世紀互為攻守的真理向我們展示了一幅二十世紀神學思想的圖景。儘管作者試圖通過這對真理的相互作用這一線索不偏不倚的展示這一圖景,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出於福音派的這一立場,本書作者更看重那些重新發現了或強調上帝的超越性的神學家和他們所代表的派別,因此,他們更傾向於以超越性為尺度來評價一個思想家的得失。例如他們對康德的評價是:「超越的上帝很容易就消失在深植於『實踐理性』的絕對命令的聲音中」對巴特的評價是,「巴特神學的最偉大力量之一在於其對上帝的超越性的重新發現」8,對過程神學的評價是:「超越性被臨在性吞沒了」9 ……,本書的傾向性不言而喻。

  通過對本書內容線索的掃描,我們看到,以超越性與臨在性這一對互相作用的真理之間的緊張關係作為線索演繹整個二十世紀的神學思想史是本書的一個顯著的特色。這似乎很容易讓人以為,從方法論上看,本書的解釋模式應歸為意義詮釋的一類。但是,做出這樣的結論還為時尚早,仔細研讀全文各個章節,我們會發現,情況並非如此。下面本文將通過考察作者在本書中對他們著墨非常多的三位思想家(以及他們領頭的派別)所做的論述與解釋,就本書的解釋模式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探討。這三位作者著墨頗重的思想家也是在本世紀神學史中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的人物,其影響波及他們之後的很多神學家。因此,作者對這三位的論述是很有代表性的,這三位神學家就是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巴特(Karl Barth)和蒂利希(Paul Tillich)。

  從時間上看,康德、黑格爾和施萊爾馬赫並非屬於二十世紀的思想家。但是基於他們對20世紀神學的巨大影響,本書作者從這三位開始本書的故事。他們認為「這個時代的神學思想脫胎於上一個時代並是作為對其響應而出現的,所以,只有對照十九世紀神學的大致面貌,我們才可以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紀的神學。」10 施萊爾馬赫是宗教學中的「康德式」人物,作者對他尤其沒有一筆帶過。本書較為詳細地介紹了施萊爾馬斯的生平與學術經歷,對學術經歷一些重大事件沒有放過。隨後,本書提出,施萊爾馬赫的神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對這個時代的文化和理性的背景響應而出現的。一方面,在理性層面上,十八世紀提昇了人類的理性,在批評傳統信仰和以他們的立場創建新的真理方面幾乎沒有給她限制。而康德對用於感覺經驗世界的理性的限制給所有宗教思想(無論是傳統的正統觀念還是其啟蒙派對手)都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將信仰與理性聯繫起來11。出於這樣的背景,本書認為施萊爾馬赫的神學就是在接受康德給理性提出的限制的同時,響應其對宗教的批判。另一方面,作為當時社會的新形勢,對他的神學文化背景產生影響的是浪漫主義運動。與啟蒙運動一樣,浪漫主義也對權威和教條的信仰報以恐懼。在浪漫主義對感情的強調中,施萊爾馬赫找到了與現代文化的基本精神不相衝突的重建基督教的線索。

  在對施萊爾馬赫思想的整個背景作了比較詳細的鋪墊之後,作者對其神學方法,教義創新、上帝概念、基督教等重要思想進行了介紹與考察。從神學方法看,施氏強調「從下」(from below)開始的方法,將神學建築於人類的經驗的基礎之上,由此顯示出宗教紮根於,甚至同一於作為真實的人之本質的經驗,確切地說,這種方法是一種直覺的方法。因此,宗教的本質在於一個人類生活與文化根本的顯著的並且是一體化的體系中──對一種完全依靠於某種存在於有限的東西之中,並通過有限的東西展現自己的無限之物的感情(feeling)12。由此,施萊爾馬赫強調宗教作為人類經驗的不可演繹的因素獨一無二性。此外,在基督論中,施萊爾馬赫強調了基督耶穌作為上帝意識的最高表達之獨一無二性。作者對這兩個尤為突出作者思想特點的部份介紹得比較詳細。在評價的時候,本書先介紹別人的一些評價,然而基於自己的立場與獨特的線索,本書得出結論,施萊爾馬赫的思想缺乏對超越性的強調,並使其有關上帝的教義的學說因其對宗教感情中的臨在性的過份強調而受到損害,他將上帝與世界密不可分地聯繫起來,從而變成萬有在神論(panentheism)13,對自由主義神學的興起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巴特作為新正統派的領導人物,是二十世紀超重量級的思想家,他開創了一個長達四十多年的「巴特時代」(二○年代到六○年代)。作為現代福音派的神學家,本書作者對巴特是情有獨鐘的。作者先是全面地介紹了新正統派及巴特思想產生的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槍聲驚醒了十九世紀以來思想界持人類進步主義、樂觀主義的理性主義思潮的迷夢。自由主義年輕的神學家們一方面追隨他們的前輩接受聖經鑒定學(Biblical criticism)14,同時又拒斥被他們稱作自由主義的文化基督教的東西。他們深深地意識到新教自由主義為了使基督教信仰對於現代人類的心靈更愜意,以致於使其喪失了真理。他們就是後來新正統派的生力軍。在這裡,本書還特別突出了克爾凱郭爾的思想對新正統派的影響。對於巴特來說,他本來是與自由主義交往甚密的。本書分析了促使他與自由主義絕交的諸多原因中的兩個,其一,早年,作為一個助理牧師,巴特越來越發現在他每週的佈道講演中,自由主義神學是沒用的;其二,一九一四年,九十三位德國知識分子支持威廉姆 (Kaisor Wilhelm)的戰爭政策,這其中包括巴特十分景仰的老師,巴特相信他們的神學肯定在什麼地方出錯了15。這一切促使巴特重新嚴肅地審視他們的神學和信仰。

  本書在介紹巴特的核心思想之前,介紹了巴特的對本世紀產生重要影響的兩本書《羅馬書》和《教會教義學》(多卷本)。接著,介紹巴特的神學方法,巴特的神學方法要求一種從人類中心的神學的「from below」到一種「from above」的革命,他反對從自然、文化和哲學中獲得的有關上帝的知識的自然神學,提出「關於上帝的知識的可能性只存在於上帝的言語(God's Word)之中並且不在其它任何地方」16。巴特的整個神學思想的基調與自由主義自康德、黑格爾、施萊爾馬赫以來的整個思考的改變相反,他完全肯定上帝在世界之上的絕對超越性。他通過上帝的自由來建構這種超越性,上帝的自由包括:至高無上、統治的權威、神聖性、榮耀、自我決定等等。本書對他們特別看重的巴特的介紹當然遠遠不止這些。最後,本書較為客觀地介紹後來神學家對巴特的神學方法、基督一元論(Christmonism)等的批評,可是,作者沒忘了將巴特對上帝在世界之上的絕對超越性的重新發現評價為他對二十世紀神學的最大貢獻。

  如果說巴特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神學家,可能會有人異議。反對的人提出的一個證據可能就是蒂利希,所以說本書是不敢忽略這位對二十世紀下半部份的思想界和社會影響巨大的神學家以及他所領軍的新自由主義的。與介紹施萊爾馬赫和巴特的思想一樣,本書也盡力分析新自由主義產生的思想背景與社會背景。在巴特的新正統思想獨領風騷近半個世紀之後,有些思想家認為新正統派在排斥自由主義對上帝的臨在性的一邊倒的強調時走得過份了,並且他們不能滿足由現代心靈提出的基督教正在面臨的不斷的挑戰──基督教如何應對現代社會,而新自由主義認為只有重建舊自由主義的臨在的神學解決這一問題,不過他們沒有完全照搬,而是通過吸收存在主義等新哲學和其它先進科學的進步的思想,力圖深化原來的自由主義,這也是他們這之所以為「新」的地方。曾經當過隨軍牧師的蒂利希,後來不僅僅是一個神學家,還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他更注重吸收現代新思想。他在五十年代對存在主義迷戀的基礎上深化了自由主義中發現的臨在性,他十分關心現代人的生活,聲稱「我的全部神學工作就是以一種世俗的人(當然也包括我)可以理解並被它打動的方式解釋宗教象徵」17。他採取的神學方法是關聯的方法(the Method of Correlation),他還提出了理性與啟示的關係。本書介紹此方法的同時也毫不留情地對它進行批判。

  本書認為蒂利希非常傾向於萬有在神論,還說:「它必須被界定為徹底的臨在主義的例子。」18 顯然對蒂利希這樣的神學家既重視又不敢恭維。

  前面在介紹了本書的內容線索之後,進一步考察了本書對三個重要思想家的解析。這樣,我們就可以對本書的思想史方法論做一個初步的分析。從解釋模式來看,作者雖然用了一條臨在性與超越性之間的緊張關係的線索將全書串成一個還算生動的故事,注重每一個思潮、學派的代表神學家的思想,但是,作者做到的僅此而已,他沒有對每一個對象(思想家的思想)做出完全獨立的解釋與判斷,也沒有對這些思想家的一些命題做出自己獨立的論證。因此,從解釋模式上看,本書更側重於知識考察──對二十世紀神學思想的一個較為清晰、還算是客觀的考察,這是一本思想史家的思想史,而非思想家的思想史。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看到,作者試圖通過上帝的超越性與臨在性這一對真理解讀整個二十世紀的神學思想史,從解釋的廣度上看,本書的解釋算是涵蓋了本世紀各派神學思想的鬥爭所在,這是比較成功的;但從解釋的深度上,他們並沒有把每一個重要神學家的「拿手好戲」很好地突顯,即對這些不同對象的不同特徵尤其是他們各自最受爭議的地方沒有更好地強調,仍然只是出於介紹的目的,有避重就輕的嫌疑。因此在這一點上他們是不夠成功的。當然,我們說本書的解釋模式側重知識的考察,並非說它是純粹的知識考察,因為思想史的兩種解釋模式──知識考察和意義詮釋──是不可能完全分開的,而本書作者畢竟是對這個世紀的神學思想史做了雖然不夠但也是他們自己的詮釋。

  如果我們從知識社會學對思想現象的「內在解釋「和「外在解釋「的劃分來看本書,我們從前面對本書內容線索、主要思想家介紹的考察中,可以發現,作為二十世紀神學思想史的解釋者,本書在介紹思想之前,一直都在試圖分析促使每一神學家或學派崛起或發生變化的思想背景、文化社會背景,試圖揭露思想得以形成的環境,還指出這些思想的產生與學界甚至這個時代社會的價值選擇。比如他對巴特思想的介紹就特別重視一戰背景、思想家本人工作和學術過程中的一些促使他發生思想轉變的事件。又如對蒂利希的介紹,不但注重社會思想背景,還特別留意到現代人對基督教之與過去不同的需求。因此,我認為本書偏重於對二十世紀神學思想史的外在解釋,而沒有在每一個對象自身中即神學家的思想理路中著力。換一個說法,本書是對思想史的一種歷史的解讀,而非哲學的解讀。

  Grenz和Olson對二十世紀的神學思想史採取的是知識考察的解釋模式,對二十世紀的神學思想史這一思想現象偏重於外在解釋。這種手法一方面與神學這門學科的特殊性有關,同時也與二十世紀神學思想的特徵有關。神學的特殊性何在?本書作者自己的觀點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回答:「神學是在一個特定歷史和文化背景之中描述信仰,因此可以直接地說它是一種有背景的學科 ……神學在每一代人和每一種文化背景中服務於教會。」19 出於神學家的研究立場,本書作者不可能站立於信仰之外,對一個思想家的思想,做出基於外部進路的論證,所以他們更側重於對歷史的關注;另一方面,相對於前面的幾個世紀,二十世紀是一個社會變遷非常明顯的世紀,與此相應地, 二十世紀的神學可以說跌宕起伏,內容異常豐富,所以,對於本書的目的來說,採用知識考察的解釋模式,不失為一個全面地反映二十世紀神學思想史面貌的好模式。通過對本書採用的思想史方法論(作者未必是有意識的)和神學這一學科本身、二十世紀神學思想史的特殊性的考察,以及對上述三者之間的關係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本書作為反映二十世紀神學面貌的思想史,它所採用的思想史方法論即側重於知識考察方法論,或說對思想現象著重於外在解釋的手法從總體上來說是合適的,也是較為成功的。

注釋:

  1. Stanley J. Grenz & Roger E. Olson:《二十世紀神學──變遷時代的上帝與世界》(20th Century Theology -- God & World in a Transitiontal Age),Inter Varsity Press,1992。本文的引文均出自此書,所以本文註釋除特別說明之外,只標明頁數。

  2. 福音派,福音運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興起的結果,是對基要主義的改良,與傳統新教並存。福音派強調對超越的上帝的重視,堅持信仰的基本要道,同時也相信他們應投入到他們的文化中去。他們經常使用「重生」這個詞形容他們與神的關係。

  3. 人們習慣於將宗教學的研究劃分為「內部」與「外部」兩種徑路的,前一種通過信仰的觀點研究宗教,稱為主觀的方法,也被稱為神學的研究;後一種則不通過信仰的觀點,而是常常通過現代人類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理論觀點的視角對宗教進行研究,稱為客觀的方法。不過,這種劃分在學界至今仍有爭議。

  4. P9.

  5. P10.

  6. P113.

  7. P31.

  8. P77.

  9. P114.

  10. P13.

  11. P43.

  12. P44.

  13. 萬有在神論,主張神滲透萬物,萬物俱居於神之中。

  14. 聖經鑒定學,目的在於確定聖經之經文、作者、日期與意義。

  15. P66.

  16. P13.

  17. P115.

  18. P130.

  19. 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