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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heology
現代化與多元現代性
--    王濤
陝西師範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1999-2000年度)

〔內容摘要〕:現代化與現代性兩個問題域的混淆,使對於現代性的批判僭越了現代化問題域,從而將現代化價值化,並落入傳統/現代二元對立模式之中,進而視全球化為現代化的具體實現,並為文化帶來了同質化的危機效應。本文旨在梳理兩個題域,突破傳統/現代二元模式,使全球現代化下的多元現代性景觀明朗化。

〔關鍵詞〕:現代化;現代性;傳統/現代;價值化;全球化;多元現代性



  在當代語境中,現代化成為了一種「文化命運」,它所帶來的同質化效果自然而然的賦予全球化以必然性,後者則在全球範圍內引起了包括反現代化思潮在內的諸多文化單元的強烈反應,這樣,文化的傳承以及建設便不得不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尋求自身的問題意識,以求得現代化的認同,由此產生了普遍的文化危機。

  現代化(modernization)與現代性(modernity)是兩個相互緊密勾聯的概念,但應當明確的是,兩者分屬不同的問題域,具有各自獨特的問題意識。「現代化題域──政治經濟制度的轉型;現代主義題域──知識和感受之理念體系的變調和重構;現代性題域──個體─群體心性結構及其文化制度之質態和形態變化。」1

  「從根源上說,現代化是西歐十八世紀啟蒙時代以理性為基底的『啟蒙方案』發展而來的,啟蒙方案亦即『現代性方案』(project of modernity)。」2 現代化,肇端於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的發展邏輯,用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的話來說,是使試圖將上帝之國引入塵世這種異端理想從社會的相對邊緣的區域轉移到中心的政治舞台上的文明轉型。3 現代化與政治經濟領域有著直接的關聯,是一整套的政治文化方案,具有鮮明的民族-國家利益特徵。如艾愷(Guy S. Alitto)所言,現代化「同現代社會中的民族國家之興起的所謂的『新國家主義』有著不可分割的千絲萬縷的聯繫」4 現代化也因此而獲得合法性地位,成為不同地緣政治實體的文化共相,從而只擁有了形式化的意義。

  而現代性則是文明面對現代化的基本態度,換句話說,是個體-群體參與適應現代化的心性結構,它有其理論上的優先性,艾愷寫道:「單純經濟因素本身不是造成社會變遷的充份原因,也就是說,特定的經濟條件並不保證現代化的出現;最起碼,屬於人們內在世界的因素──人們的思想世界──是另外一個必要的條件,換言之,人們必須要有一種特殊的機動力量,一種心理,願意接受有利於現代化改變的各種價值和主意。是故,我認為現代化的根源肇始於『啟蒙運動』。」因此,無論是認為現代化是「理性化和效率化的過程」(艾愷),或是導致「個體的生成」(G. Simmel)均是在現代性問題域中的總結,而並不僅僅是對於現代化的價值概括,因否認這一點而排斥現代化便是反現代化者最大的偏頗。不可忽視的是,現代化儼然具有「化」的價值訴求,但這是屬於現代性問題域的問題意識。因此,在現代化論中構成次要問題,「對『現代化』作為社會事實的『實然』分析包含著或預設著對『現代』化作為價值訴求的『應然』態度」。同時,現代化作為『實然』無法形成真正的民族認同,「現代化作為一個不可避免的民族任務成了中國人的集體認同,很多人誤將它作為民族認同,……現代化顯然也根本不能成為價值體系,現代化最明顯的一個缺陷就是它根本無法解決價值問題,反而使一切價值在物的價值面前相對化。」7

  歐洲的反現代化思潮是對啟蒙運動以來的文化機制所進行的持續反思,以牛頓物理基本定理為模型的世界觀──理性的進步觀為代表的啟蒙精神帶來了普遍人性論,使系統論的意義上的文化相對主義始終無法在目的論的框架內擺脫普遍主義,反現代化者認為正是這種啟蒙邏輯建構了功利主義道德體系。反現代思潮最初起源於人類學的田野考察,由於其理論構架對歷史因素的關注,啟蒙主義的無歷史性(無時間性;J. B. Metz)受到廣泛批判,但最終這種歷史批判卻為對功利主義的價值批判所全面取代。當現代化概念被賦予價值色彩時,「傳統」概念便自然無法逃避被價值化的命運,「這個過程(現代化過程)和其結果可以和所有社會過去既有的性質相區別,和『傳統』鮮明對照,也就是『傳統』有其作為和『現代』相對立(antithetical)的性質」。傳統/現代二元對立模式得以確立,成為尋求現代化源頭的積極途徑。這樣一來,二元對立模式中被價值化因素實體化的「現代」便要求其內在同一性的確證。艾愷特別指出,「過去三十年來很多學者把重點專注於離析西方(西歐和美國)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及其他領域發展的特殊性和現代化的『精髓』或『通則』。」9

  西方的傳統/現代二元緊張在非西方語境中體現為另外一種變體形式,即本土文化/西方文化二元對立。民族文化被作為弱化了內部差異性的「文化整體」以傳統的道德優位批判代表現代化力量的西方文化。「西方」是一個文化,或準確的說,是一個意識形態概念,而失去了地理概念的含義,用賽義德(Edward Said)的話來說,並不存在與「西方」對立的「東方」,現代化因而被等同於「西化」(westernization)。西化是一個實證性的概念,具有明顯的價值取向,實際上,「西化」並不指稱「西方式」的現代化,而是指稱在西方與非西方的文明衝突過程中,西方強加於非西方之上的文化觀念,是一個現代性問題,非西方世界復興本民族文化(本土文化),正是為了建立起適合自身文化機制的現代性,從而有效的參與現代化。文化民族主義實際上是國家主義的衍生物,民族作為自然群體,只有在理性化的地緣政治形式下才能激發出文化自覺,在民族國家意識作用下平衡各地內部精神與認同的力量,10 才能外在化為「文化整體」,並在本土文化的特殊性與普世性之間建立張力,「政治疆界的建構與文化集體疆界的建構之間有一種非常密切的關聯。一方面十分強調這些集體的領土疆界,另一方面又十分強調這些集體的領土的和(或)特殊主義的要素與範圍更廣的、潛在的普遍主義要素之間的持久張力,這兩個方面是密不可分的」。11 文化民族主義和與之不可分割的的國家主義就已然帶有現代品質,已經構成了現代性社會景觀的一重要組成部份,就是說已經參與到現代性當中了。現代國家主義「總以民族國家及強化其對另一個或一些民族國家的力量為終極目標的。」12 理性化的國家機構,「淘汰傳統的種種非政治結社與機構」13 ,這便自然破壞了傳統的舊有基礎,由於國家主義的利益關切與現代化的天然親和,僅是採取價值論立場的批判,顯然是無力的,並未滲透到問題的實質,進入文化深層機制中對自身文化傳統及其現代命運進行具有現代品質的重新定位。也即是,在現代性題域展開世界範圍內的多元文化探討。

  全球範圍內的「現代化」是否全面導向全球化?誠然,「『全球的現代化』過程確是促進了全球化,並看到了一個越來越有『共相』的現代性的涌現,即西方現代性或啟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許多地方獲得體現。」14 但全球化是現代化過程中被塑造的鬆散的、非強制性的經濟形式,而不是現代化的具象化,「全球化作為一種人類社會現象,其實質是人類利益實現形式的轉換與更新,……是人類利益實現空間逐步擴張的邏輯結果」。15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全球化是指跨國商品與服務交易及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傳播使世界經濟的互相依賴性增加」。「經濟全球化是以科技進步為基礎,以發達國家為主導,以跨國公司為主要動力的世界範圍的產業結構調整,其實質是全球經濟市場化。」16 同時,擴而廣之,全球化「是在國家既定的權責之外產生了許多必須經由全球才可解決的事務」。17 全球化並非一文化實體,它是應積極參與、利用的現代化手段,應嚴格限定在經濟等社會事務諸領域,因此,全球化既不會解民族國家化(de-nation-state; Ulrich Beck),更不具有使現代性同質化的文化資源力量。

  相反,正是全球範圍內的現代化為現代性的多元化提供了契機。現代性的建構有賴於廣泛的現代化給予的充實和豐厚的支持,全球化的活動使得封閉的文化體系不再符合現代性的要求,「視文化為僵固整體系統的觀點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它忽略了在所有文化中規範和現實的鴻溝。文化結構常被視為具有自發強制力的規範性理想,而深切認識規範理想與現實行為間的鴻溝則是所有『文明』文化的要務」。18 現代化使文化與政治經濟行為在開放的文化場相遇,文化成為了一種現實,「現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又有一些內在的矛盾和張力。正是這兩者的結合,通過眾多宣揚和實施不同現代性理想的文化和政治知識分子的活動,通過他們之間的不斷爭論,形成了不同的現代性模式,即多元的現代性」。19 而現代性方案則帶來了兩種傾向,「第一個傾向也許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產生出了這樣一種信念:彌合超越秩序與現世秩序之間的裂隙,通過人的有意識行動在現世秩序和社會生活中實現某些烏托邦和末世論傾向,是完全可能的。第二個傾向便是,人們日益地認識到個體和群體的多元目標、多元利益的正當性,認識到共同利益的多元解釋」。20 這對於傳統/現代,或本土/西方的二元模式是一個本質性的突破。馮勞(Theodore H. von Laue)認為,作為被「西化」的非西方社會,在全球現代化的推動下,「從事的往往是一種『反西方的西化』一方面說明瞭現代化與西化二者之間的複雜關係,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在全球化,特別是文化全球化過程中『文化衝突』的潛在能量」。21 然而,「在全球化中,這個現代化運動已有意識的與西化保持距離,並日漸增強對本土文化的承諾。」22 全球化超出了民族國家經典模式,基於人類共同利益而進行的活動,激活了新的集體認同形式,它們共同構建了新的多元世界秩序。「因此,發生於現代舞台上的全球化過程既沒有造成『歷史的終結』(不同現代性文化方案之間的衝突已經結束),也沒有引起『文明的衝突』(退出或否定現代性方案),它們甚至並未『回歸到』前軸心文明的問題性──這種回歸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所有這些發展趨勢都涉及到如下一些方面:不斷地重新解釋和重新建構現代性文化方案;建構多元的現代性;不同的群體和運動按其自身的全新方式重新利用現代性,重新界定現代性話語。與此同時,它們將爭論的主要範圍、以及形成多元現代性的主要場所從民族國家轉移到了新的領域,在這些領域裡,不同的運動和社會不斷地相互作用、相互交叉。」23 全球化過程中,非西方文化中的相異知識傳統也會衝破國家主義的「文化整體」外殼,成為多元文化的構成部份,這也是不可忽視的當代文化處境。「當代政治與文化生活的顯著特徵之一,正是民族國家內部因不同的文化認同導致嚴重的政治與文化衝突。」24 同時,對於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處於前現代(pre-modern)、現代、後現代(post-modern)三個歷史向度的交匯處,對於這種轉型時期現代性的建構造成很大難度,會出現內部的多元緊張。25 另外,伴隨著全球化對於現代化的深化,全世界範圍內反現代化思潮同現代化的二重模式將會持續下去。26 以上諸種共同構成多元現代性的景觀,因此,「現代性的歷史應當被看成是多種多樣的現代性文化方案和多種多樣具有獨特現代品質的制度模式不斷發展和形成、建構和重新建構的過程。」27

  提倡多元現代性,或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應該注意到,不同的集體認同形式之間存在的潛在文化衝突,特別是價值衝突。費什(Stanley Fish)認為多元文化處境中一般性的講尊重和寬容,並不足以解決這基本衝突問題。「問題癥結不在『尊重』文化差異,而在『認識』文化差異。」28 多元現代性為參與現代化、全球化提供了合法性,現代性的差異與認同在全球範圍內諸多領域更是提昇了交流與合作的可能性及意義。


注釋:

  1. 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頁。

  2. 金耀基《全球化、現代性與世界秩序》,載《二十一世紀》(香港),1999年2月號,第51期。

  3. 艾森斯塔特《邁向二十一世紀的軸心》,載《二十一世紀》(香港),2000年2月號,第57期。

  4. 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前言第2頁。

  5. 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頁。

  6. 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3-34頁。

  7. 張汝倫《經濟全球化和文化認同》,載《哲學研究》(京),2001-1,第21頁。

  8. 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頁。

  9. 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

  10. 陳淑敏《契機與困境:讀〈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載《二十一世紀》(香港),2000年4月號,第58期。

  11. 艾森斯塔特《邁向二十一世紀的軸心》,載《二十一世紀》(香港),2000年2月號,第57期。

  12. 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頁。

  13. 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頁。

  14. 金耀基《全球化、現代性與世界秩序》,載《二十一世紀》(香港),1999年2月號,第51期。

  15. 宋士昌、李榮海《全球化:利益矛盾的展示過程》,載《哲學研究》(京),2001-1,第11頁。

  16. 李宗桂《經濟全球化與民族文化建設》,載《哲學研究》(京),2001-1,第16頁。

  17. 陳淑敏《契機與困境:讀〈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載《二十一世紀》(香港),2000年4月號,第58期。

  18. 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全球主義意識形態和比較文化研究》,載《二十一世紀》(香港),1999年2月號,第51期。

  19. 艾森斯塔特《邁向二十一世紀的軸心》,載《二十一世紀》(香港),2000年2月號,第57期。

  20. 艾森斯塔特《邁向二十一世紀的軸心》,載《二十一世紀》(香港),2000年2月號,第57期。

  21. 轉引自:金耀基《全球化、現代性與世界秩序》,載《二十一世紀》(香港),1999年2月號,第51期。

  22. 金耀基《全球化、現代性與世界秩序》,載《二十一世紀》(香港),1999年2月號,第51期。

  23. 艾森斯塔特《邁向二十一世紀的軸心》,載《二十一世紀》(香港),2000年2月號,第57期。

  24. 陶東風《在什麼意義上談多元文化主義》,載《二十一世紀》(香港),1999年10月號,第55期。

  25. 參閱:豐子義《全球化與民族文化的發展》,載《哲學研究》(京),2001-3,第18頁。

  26. 參閱: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頁。

  27. 艾森斯塔特《邁向二十一世紀的軸心》,載《二十一世紀》(香港),2000年2月號,第57期。

  28. 張隆溪《多元文化在二十一世紀?》,載《二十一世紀》(香港),2000年10月號,第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