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與幾位漢語神學的元老級學者在京聚談，大家不約而同地笑談起十七年前研究所與德國波恩「中國中心」合辦的盛會：「基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相遇：翻譯與吸納」。[1]這次盛會確是一個與別不同的會議：

一、與會學者來自中國、台灣、香港、德國、瑞士、美國、英國、斯洛伐克、韓國等地，包括基督教研究學者、神學家（包括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和漢學家，共有70多人。

二、德國著名神學家以觀察員身份列席會議，包括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奧特（Heinrich Ott）、瓦爾登菲爾斯（Hans Waldenfels）。

三、會上中外學者對翻譯與吸納的主題有深刻的對話，在論及翻譯時，各方學者都同意學術翻譯的要旨以忠於原著為首要，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採取「靈活的翻譯」，譯者應具備雙重身份：譯者和讀者，其中應以譯者天職為優先：忠於原著。若譯者以讀者為優先，則將不可避免地陷入「過度詮釋」的困局。

四、有香港學者語重心長地提醒漢語神學應避免只顧翻譯，忽略吸納，以致陷入「被囚於西方神學」的境況，失卻漢語神學的主體性和有益於「大公[2]神學」的可能性。

五、是次會議學人來自中西方的學界和教會界，教會界方面更史無前例地包含來自天主教、新教、東正教等中外學人。會上慕尼黑大學奈內教授（Peter Neuner）提出普世神學或大公神學的遠象，期盼學界與教會界，以至教會界不同的教派，能在「相對主義」和「基要主義」之間尋找第三條道路：通過與「他者」相遇和翻譯「他者」，我們可以重新認識自己。

六、在中德學者對話時，大部份中國學人直接用德語與德方學人對談神學和哲學；相對地，德方少有通曉漢語和中國思想的學人。有德方學者對我說，這種不對等的張力已刺激他們要好好學習漢語和中國思想。

現在回想起這個2001年冬天在柏林舉行的會議，重新翻看2004年出版的會議論文，十七年後的今天，我不禁盤算該次會議對往後十數年的漢語神學有何影響。

一、當年與會者有不少是剛赴德國留學的研究生，主事漢譯會議論文，今天都已是內地大學和神學院的知名學者。當年我正在策劃研究所的改組工作，我在與會期間個別與多位中外重量級學者商議加盟之可能性，一眾中外學人都義不容辭慨允共事，研究所於2002年起遂成為一個更具廣泛代表性的公共學術平台，為中外學界服務。[3]

二、當年會議提出「唯有合作才能翻譯」，這也是研究所的工作要旨，這種多邊合作一直在學界和教會界（天主教、東正教、新教）有增無減，近十年研究所因應參與景教研究與漢語神學的課題，相關的合作也延伸到東方亞述教會。

三、研究所自1995年成立，除設有「歴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以迻譯東西方基督宗教經典為漢語外，兩年後（即1997年）增設「漢語基督教研究叢刊」，旨為推動原創的漢語神學，至今已出版多達48部。

四、由於研究所的翻譯和研究項目向來以跨學科和跨教派為己任，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的研究成果已獲接受並收入於中外各大學、教會和神學院（包括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漢語的大公神學，正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在不同的信仰共同體當中生成。

五、當年有學者向漢語神學提出挑戰：「不要單問西方神學可以為我們做些甚麽，也要問我們可以為西方神學做些甚麼？」我的回答是：今天「漢語神學」的外文專著或博士論文涉及英語、法語、德語、瑞典語、意大利語、日語和韓語等多國語種。

六、自2001年起，中德雙方學者藉研究所的「特邀教授」項目，互動頻繁，[4]多名來自道風合作大學的研究生就學德國，其中不少寒窗苦讀，十年有加，可幸的是大部分已學成回國任教於各大學及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