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风山的开拓者是来自挪威的传教士兼中国宗教研究学者艾香德博士（Karl Ludvig Reichelt, 1877-1952）。研究艾香德的学者不难发现他既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传教士，但同时又是一位朝圣者。作为一位传教士，他理所当然要高举基督的十架，宣扬救世救人的福音。但另一方面，作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和实践者，艾香德又是一位朝圣者。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朝圣者，因着要远赴他乡朝圣，必须勇气十足地离开自己熟悉的居地，走过一个又一个危险的荒野和陌生的城市，遇上异地的民族，面对陌生的语言和文化的冲击。不少的朝圣客在旅途中经历生命的转化和开拓全新的世界观。同理，艾香德因着对中国宗教的情有独锺，勇敢地离开自己熟悉的宗教语言和生活场境，闯进一个又一个的异域，学习全新的语言、宗教概念和团体生活，最后又回到自己所属的传统，转化性创造地以中国宗教的语言和经验为载体重构「耶稣事件」。自此艾香德不再一样，相对于他一九○三年首次抵达中国长沙宁乡时，还是一个十分传统的西方传教士，例如以办义学和义诊的方式接触和服务人羣。但在一九○五年于沩山佛寺一次神秘的宗教经验后，他就义无反顾地投入佛教研究，经过十多年的跨界学习，艾香德逐步从一般意义的传教士，蜕变成以中国人的宗教语言和经验去讲述和践行「耶稣事件」的「他者」。

从以上角度，二十多年前「汉语神学」能出世于道风山可不是「偶然」事件，若没有前人留下的脚踪，我们又如何有迹可寻以觅得此安居之所。回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正是被中国学界廖廖几位的学人所撰写的基督教研究着作所吸引和启发，遂义无反顾地步入对于教会学界来说是陌生之地的中国学界，在其中默默地学习异于教会学界的学术语言，思维，方法和规範；从而努力不懈地建构一个被受学界所检测和接受的新知识体系，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的组成部份，名为「汉语基督教研究／汉语神学」。如何评价前述的主观愿望是否得以成真，我们有不同的方法和进路检测，其中最简单的进路就是量化的数据。例如截至二○一四年止：

‧   自1994年起，翻译及原创出版，共312部书籍；

‧   自1994年起，驻所访问学人（2-3个月）来访人次，共165名；

‧   自1995年起，道风奖学金（分别给予全国20多所大学），共970名；

‧   自1996年起，特邀教授（来自本所及世界各地大学的中外教授，代表研究所赴内地合作大学进行交流和讲学），共174名；

‧   自2002年起，驻所访问学生（5-6个月），共125名；

‧   自2008年起，访问学人驻海外大学（1-3个月），共15名。

借以上一斑以窥全豹，我们可以进一步解说，研究所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协助了不少中外学人及莘莘学子，使他们在基督教研究专业领域内得以持续开拓和发展；另一方面，研究所为数不少的出版数量与中外学人及莘莘学子的研究是有机关系，两者互为倚赖，相辅相乘。更重要是，参与其中的各方，不论是我们，中外学人及新生代的学子，在这场前无古人走过的知性旅途中，我们从此与原初的自己不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