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風山的開拓者是來自挪威的傳教士兼中國宗教研究學者艾香德博士（Karl Ludvig Reichelt, 1877-1952）。研究艾香德的學者不難發現他既是一位傳統意義上的傳教士，但同時又是一位朝聖者。作為一位傳教士，他理所當然要高舉基督的十架，宣揚救世救人的福音。但另一方面，作為研究中國宗教的學者和實踐者，艾香德又是一位朝聖者。眾所周知，中世紀的朝聖者，因着要遠赴他鄉朝聖，必須勇氣十足地離開自己熟悉的居地，走過一個又一個危險的荒野和陌生的城市，遇上異地的民族，面對陌生的語言和文化的冲擊。不少的朝聖客在旅途中經歷生命的轉化和開拓全新的世界觀。同理，艾香德因着對中國宗教的情有獨鍾，勇敢地離開自己熟悉的宗教語言和生活場境，闖進一個又一個的異域，學習全新的語言、宗教概念和團體生活，最後又回到自己所屬的傳統，轉化性創造地以中國宗教的語言和經驗為載體重構「耶穌事件」。自此艾香德不再一樣，相對於他一九○三年首次抵達中國長沙寧鄉時，還是一個十分傳統的西方傳教士，例如以辦義學和義診的方式接觸和服務人羣。但在一九○五年於溈山佛寺一次神秘的宗教經驗後，他就義無反顧地投入佛教研究，經過十多年的跨界學習，艾香德逐步從一般意義的傳教士，蛻變成以中國人的宗教語言和經驗去講述和踐行「耶穌事件」的「他者」。

從以上角度，二十多年前「漢語神學」能出世於道風山可不是「偶然」事件，若沒有前人留下的腳蹤，我們又如何有跡可尋以覓得此安居之所。回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們正是被中國學界廖廖幾位的學人所撰寫的基督教研究著作所吸引和啟發，遂義無反顧地步入對於教會學界來說是陌生之地的中國學界，在其中默默地學習異於教會學界的學術語言，思維，方法和規範；從而努力不懈地建構一個被受學界所檢測和接受的新知識體系，成為當代中國學術的組成部份，名為「漢語基督教研究／漢語神學」。如何評價前述的主觀願望是否得以成真，我們有不同的方法和進路檢測，其中最簡單的進路就是量化的數據。例如截至二○一四年止：

‧   自1994年起，翻譯及原創出版，共312部書籍；

‧   自1994年起，駐所訪問學人（2-3個月）來訪人次，共165名；

‧   自1995年起，道風獎學金（分別給予全國20多所大學），共970名；

‧   自1996年起，特邀教授（來自本所及世界各地大學的中外教授，代表研究所赴內地合作大學進行交流和講學），共174名；

‧   自2002年起，駐所訪問學生（5-6個月），共125名；

‧   自2008年起，訪問學人駐海外大學（1-3個月），共15名。

藉以上一斑以窺全豹，我們可以進一步解說，研究所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協助了不少中外學人及莘莘學子，使他們在基督教研究專業領域內得以持續開拓和發展；另一方面，研究所為數不少的出版數量與中外學人及莘莘學子的研究是有機關係，兩者互為倚賴，相輔相乘。更重要是，參與其中的各方，不論是我們，中外學人及新生代的學子，在這場前無古人走過的知性旅途中，我們從此與原初的自己不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