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年底有機會赴東京及京都與日本學界就「漢語神學」作廣泛交流，在訪談中也曾探問日本神學對日本學界的影響，其中少數日本學人提起曾對台灣老一輩長老會牧師有着頗深影響的內村鑑三（Uchimura Kanzo, 1861–1930）所倡導的無教會運動。在討論中我們更發現漢語神學運動是在「國家轉型、社會變遷和現代性」等大時代語境下誕生和繁衍，這與內村身處幕府與維新（1860–1880）兩個新舊交替的大時代語境頗為相近。內村自小極端排斥基督教，到十七歲受洗入教，一生都在思考兩個J的問題：如何忠誠於耶穌（Jesus）同時又能忠誠於日本（Japan）。內村經歷了明治維新時期兩個對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對待的時期：對西方開放（1882–1889）和敵視西方（1890–1902）。

在開放時期，他得益於可以赴美國研讀神學（1884–1888），但同時卻使他醒覺，所謂的基督教國家和建制的宗派教會與《聖經》所指的「教會」不能相提並論，遂萌生日後的無教會主義思想：堅決拒絕組識（行政人事架構、信條和禮儀），堅持以團契和研讀《聖經》來踐行《聖經》所言的教會生活；同時他認為，日本的學統（儒家、佛教、神道教、武士道）與基督教的關係不是排拒，而應是「接木」。

及至敵視時期，他就更積極思考基督教與日本文化的關係。在中日甲午戰事（1894）期間，內村以英文撰寫日本偉人傳記《代表的日本人》。文中他強調其宗教神髓不是來自西方宣教士的啟蒙，而是來自那些一生踐行儒家忠孝和篤信神道（Shinto）敬天的日本聖賢之士。在該書的後記他更豪語壯言地指出，就是天下的基督徒都說他不合時宜，他將以武士道的不屈精神，以上主賜予他作為基督武士之名，勢必反抗到底，絕不妥協。面對日益猖獗的國家主義，尤其是他發現美國在一八九八年所謂的幫助菲律賓獨立，實際上卻是其殖民政策的延伸，以及前數年的中日甲午戰事，一九○四年的日俄戰事和一次世界大戰，更讓他強調無教會主義和國家主義之間絕無妥協可言，同時更旗幟鮮明地提出和平主義和世界主義之呼聲。從日本神學發展史的角度，內村鑑三位列日本神學開創時期的奠基者之一（土肥昭夫）。

漢語神學發軔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大陸的人文學界，從一開始我們就強調這個思想運動不是來自教會，也不是旨為傳教，它是漢語知識人自發性對基督教學術進行知性（Verstand）的探索。本所的成立旨在建立有效的公共學術平台，聚合漢語基督教學人和其研究資源，使基督教學術與中國諸學術傳統（儒、道、佛、當代思潮和馬克思）進行對話和整合，同時也讓立足於人文學界的漢語神學與多元傳統的教會神學（原始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新教）進行交流和合作，建立起教內和教外的互助精神，達至互相學習和互相豐富之雙贏。從文化共融的角度，我們與內村鑑三在處理本國文化與基督教思想的關係時，確有類同但不盡相同處。內村鑑三對自身信念的堅持和犧牲，值得漢語神學人深思和借鑑。他在「國家轉型、社會變遷和現代性」的語境下所處理的國家主義，和平主義和世界主義等議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