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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神學的名字

      在不是很久的以前,大約是一九九三年的一個秋天,我與小楓在道風山上的小路漫步思量,我們在盤算用甚麼名字授予那份即將提交董事會的鴻圖大計。尤記得小楓慧眼明見地疏理了在中國及海外曾出現過具中國特式的神學稱謂,如華人神學、中華神學、中國神學、本色神學和中文神學等。當時概括總結認為這些稱謂都有所偏頗,不是扣泥於民族主義就是國家主義,又或陷入敏感的地緣政治或烏有子虛的文化主義。我們苦費思量地搜尋一個海納百川的名字以求匯聚天下賢士,共襄大業。

  認識小楓的朋友都熟悉他的神思詭辯,常有神來之筆。苦思無言下,天起了涼風,驀然地他衝口而出,就用「漢語神學」吧!我的腦海裡立刻浮出一句似曾相識的口號:「以漢語閱讀神學,以漢語思考神學,以漢語撰寫神學。」這不就是道道地地的漢語神學嗎?當天我就以「漢語神學」作為鴻圖大計的總稱並提交董事會商議審批,會上中外董事一致認為工作意念非比尋常,但不妨一試,誰知一試十多年,發展勢如破竹,停不了。

  話說回來,「漢語神學」這名字的面世也真箇偶然和隨想。如是者,我們就讓一眾志同道合學人對「漢語神學」有各自表述的權利和空間。就我來說,我當然明白漢語神學的悖論:沒有認信經驗的基督教研究學人所生產的基督教研究會否對教會神學帶來負面的影響甚或解構傳統?但另一方面,君不見在歷代東西方基督教思想發展史中,教制外的知識人不時扮演著揭開新頁的神學研究的獨特角色。當時我巳明確感召到自己的使命:成為漢語神學的僕人,承責促動中國大陸人文學界基督教研究與教會學界的神學研究進行對話和合作。同時,我與小楓對漢語神學的理解和進路或許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我們是清晰的和肯定的:就是促進基督教學術研究成為中國學術傳統的組成部份,使之與傳統文化(儒、釋、道)和當代文化(馬克思主義和當代學潮)公平競爭,並駕齊驅。

  漢語神學自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在道風山基督教叢林的名義下試行兩年,一九九五年經評估後確認「漢語神學」的計劃具長遠價值而另立機構執行,這機構就是今天我們熟悉的: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十多年來不斷有中外學人問甚麼是漢語神學,漢語神學這稱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甚麼是漢語神學的議題和內容。我作為其中一位推動者,我見證著一眾學人苦心經營著這個甚具爭議的課題,十年下來也累積了不少理論性的文章,目下我們正在重新修編出版,命名:「當代學術與漢語神學叢書」共四冊以嚮諸位學友。

  面向來臨中的另一個十年,藉賴過去十多年的學術累積和經驗,我姑且疏理兩項漢語神學的說明,以簡述「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在未來的發展方向。

 


廣義和狹義的漢語神學

  廣義的漢語神學:不分種族地域,任何以漢語撰寫的神學篇章皆屬漢語神學。如此類推,第一批漢語神學的作品自然首推一千三百多年前由敘利亞人景教長老阿羅本以漢語撰成的景教碑文典。

  狹義的漢語神學:特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國人文學界學人自發性地興起基督教研究訴求,相對應地,「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應運而生,我們更早於一九九四年在主辦的神學期刊中以「漢語神學」之名概括上述的特殊現象。隨後十年,漢語神學的發展軌跡迂迴曲折,但總體方向有跡可尋,就是這別具處境性的漢語神學既是來自中國大陸人文學界,他的研究課題和生存空間自然以大陸人文學界為依歸,但這狹義的漢語神學並不排斥教會神學及其多元傳統,相反地它樂於與不同的教會神學和傳統對話,以豐富大陸學人對基督宗教的多元傳統的認識。本所自成立以來,一直努力不懈促成大陸基督教研究學人與多元傳統的教會神學學人互相認識、對話和合作。我們也從中深深體會到雙方在相遇和對話時應表現更多的寬容,更多的聆聽和更多的尊重。

  當我準備進一步展開漢語神學論述之際,偶見今期楊慧林教授短文:〈「名字」還是「玫瑰」——漢語神學的兩種「經驗」〉中的一段:「執著於『名字』,實際上就是承認我們自己的有限性,承認我們不可能真正獲得『名字』所要指稱的……。」頓時良久失言,擲筆輕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