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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神學的獨特性與多元性

      按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以中國大陸人文語境為依歸的「漢語神學」,從一開始就異於港台和海外華人信仰群體所倡導的「華人神學」1,而其神學議題和範式更有異於其他東亞地域的神學類型,如日本神學、韓國神學等等。

   其中關鍵點是中國大陸的漢語神學的誘發者並不從屬任何教派或教會傳統。事實上,他們都是所屬專業領域的優秀精英,他們關心的不是教會神學的傳統性、教義性和實踐性,這些問題應歸屬於教會孕育的神學工作者之天職。中國大陸基督教研究學人所關心的是基督教學術作為西學的重要組成部份,這外來資源如何衝擊、更新和豐富中國自身的人文傳統,在此他們大部分不再重蹈舊路,如「以耶補儒」或「以耶補佛」等「補足」效應。今天的中國學人正逐步有這樣的一個共識:讓漢語神學成為中國人文道統的組成部份,與儒、道、佛、馬克思主義和當代思潮並駕齊驅,互相競爭2。

  漢語神學作為西學中的「顯學」被置於有六千多年悠久文化的中國道統之中,其生存形態與原始基督教被置於強大的希羅文化頗為相似3;綜觀歷史,我們可想像漢語神學即將遇到的危機與契機。

  據北京人民大學李秋零教授綜合,原始基督教在首一千五百年間與希羅拉文化磨合下產生了五個神學範式4:

         一、神學與理性一致(游斯丁Justinus,約公元100-166年)

        二、神學排斥理性(德爾圖良Tertullianus,約公元160-225年)

        三、神學尋求理解(奧古斯丁Augustine,約公元354-430年)

        四、神學與理性互不干涉(司各脫John Duns Scotus,約公元1266/1274-1308年)

        五、神學與理性相輔相承(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約公元1224-1274年)

   今天我們已窺見上述五個範式在不同的華人地域逐步呈現,其中中國大陸的人文學界對神學的吸納和詮釋尤為令人振奮。

  因此,正如我在上期的《通訊》感言,研究所的四大使命之一是力促普世神學工作者(包括猶太教、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新教)與中國基督教研究學者對話和合作,我們相信在相互的磨合下所產生的漢語神學,將具備一個更為整全的面貌:人文性與教會性和普世性與地域性。

 

注釋:

1.        參見本期會議記錄專文,楊國強,〈漢語神學的多重張力:「既濟與未濟」學術講座有感〉。

2.        參見本期專文楊慧林,〈「漢語神學」的問題領域〉。

3.        弗里德里希.希爾著,趙復三譯,《歐洲思想史》(香港中文大學,2003),頁1-54。(Friedrick Heer,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urope, 1953.)

4.        李秋零,〈終極關懹〉,載於張志偉、歐陽謙編,《西方哲學智慧》第二章(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頁4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