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世紀六十年代中期，著名社會學家金耀基教授在其名作《從傳統到現代》已指出中國現代化的根本問題，不是中西文化孰優孰劣之爭，不是復古抑或西化之兩極論端，而是「社會變遷」的問題。[1]近日偶看歷史紀錄片「鳳凰大視野—正說李鴻章」，首集主持人以慷慨激昂的語調鋪陳開場白：「李鴻章所處時代是中國遇到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海禁大開，強鄰環繞，中華文明遇見西方文明的強力挑戰，中國被迫重新認識自己，這也使中國從封建專制國家向近代國家轉型。」[2]此紀錄片使我更立體化和影像化地觀看着古老的中國如何轉向現代。

　　中國面對這數千年未有之變局，[3]歷來的應變自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至今，對於吸收西方文化共經歷了三個層面，分別是器物技能、社會制度和思想行為。從李鴻章單向地吸收西方的器物技能以強國，至晚清康有為、梁啟超、孫逸仙和陳獨秀等發現器物技能只屬身外之物，更重要是引入先進的社會制度以幫助中國社會邁向現代之轉型，及至五四運動和其後的新文化運動更進一步探討中西思想行為之差異與優劣。[4]當我不自覺地鋪陳出上述的宏大局面之際，又再次被提醒「漢語神學」的發靱與當代中國面對「現代轉型」的挑戰是密不可分的。這讓我想起自一九九五年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成立以來，我們至為核心的學術活動如「漢語神學圓桌會議」都以「現代性、社會變遷與漢語神學」為題旨。十多年後的今天，儘管漢語神學的研究領域已從文、史、哲等傳統人文學科擴展至聖經與經學研究、實證研究甚至公共神學，但我相信上述的宏大局面對「漢語神學」之問題意識依然深具參考價值。

　　今天的中國經過百年以來多次文化和政治運動之煉錘，上世紀末又得益於以經貿為軸心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近又受惠於全球金融風暴的洗牌效益；中國終於再次踏上大國的舞台。同時中國在面對西方文明持續而有力的挑戰時，從民族自尊的角度，國學再次在學界和民間昇溫是可以理解的。惟我祈願也是我的相信，今天的中國學人經歷百年以來的中西碰撞後，在前人的借鑑下我們理應跨越中西對壘之爭，自信和積極地吸納外來文化以更新本土文化，從而面對全球化下中西方的共同挑戰—現代性。剛於今年七月去世的大陸知名學人季羨林曾提出類似的概念，名為「大國學」：一、國學是活傳統而不是一成不變的守舊傳統；二、其範圍包括五十六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包括藏族文化及伊斯蘭文化）；三、歷代中國人向世界學習並至終使其中國化的文化成就。[5]在此九十八歲高齡的季老，其宏大胸襟實令當下部分高舉極端民族大義的國人為之汗顏。

　　誰曾想到在十七至十八世紀期間，中國的政治制度在歐洲人眼中是最值得仿傚的理想制度，法國百科全書派學人波維爾（Pierre Poivre）在一七六九年曾說「只要中華帝國的法律成為各國的法律，中國就可以為世界可能變成甚麽樣子提供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瞻仰世上最偉大的人（清朝康熙皇帝），[6]他是上天真正完善的形象。」[7]同時代另一位法國著名作家格利姆（Grimn）更讚譽說：「在我們的時代裏，中國帝國已譯為備受觸目和特殊研究的對象……哲學家們從中國取得他們有用的材料用來論證和改造他們自己國家的各種弊端……中國的道德是世界上最高尚而完美的；它的法律、政治和藝術都同樣可以作為世界各國的模範。」[8]有時歷史真箇會玩悖論遊戲，這種十八世紀法國式的浪漫讚譽與上世紀末在西方政界響起的「中國威脅論」形成難以相信的對比，在這種巨大張力下中國本土又產生「中國不高興」的民間輿論。《亞洲週刊》總編輯邱本立對中國這般民粹式的民間輿論給予忠告令人深省，中國的崛起不應只靠國民生產指數（GDP）來證明，中國不僅要具備強大實力，更要有偉大的價值，在國際的舞台上不是被害怕而是被尊重。[9]際此我堅信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發韌於中國學界的漢語神學對正在創造性地轉化中的「大國學」定有其獨特的貢獻。

[1].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台北：時報文化，1978），頁3。
[2].《鳳凰大視野－正說李鴻章》（5－DVD，九洲音像，2009）。
[3]. 李鴻章在一八七五年的奏折原文是：「今則東南海疆萬餘裏，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搆煽，實惟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轉引自梁啟超，《李鴻章傳》（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第六章。
[4].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頁113-134。 
[5]. 錢文忠，〈,拒絕國寶頭銜的國寳去世〉，載《亞洲週刊》29（2009），頁45。 
[6]. 白普（Joachim Bouvet）著，趙晨譯，《康熙皇帝》（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Joachim Bouvet，（Portrait historique de l' Empereur de la China; Paris,1697）。法國耶穌會士白普除對康熙帝的文治武功簡要敍述外，對其品德、性格、生活及愛好都有極高的評價，康熙的嚴政厲治、好學不倦的風範，相對當時好逸玩樂的歐洲「專制君主」確成強烈對比。
[7]. 張西平，《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頁331。 
[8]. 同上，頁223。 
[9]. 張潔平，〈香江熱議中國怎樣才高興〉，載《亞洲週刊》31（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