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国化」这议题自2012年起，由中国学界发端，后来延伸至教会界和政界，备受关注和讨论；几年下来，越演越烈，一时无两。有学者指出，这议题可追朔至唐朝的景教，随后分别在元、明、清、民初以至上世纪九十年代都曾引发讨论；难怪敝所学术委员清华大学的王晓朝教授，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角度指出，基督教传入中国延绵一千三百多年，基督教是不可能没有被中国化的；从学理角度，近百年就曾有过不同的专有名词而引发不同的理论探究，如本土化、本地化、在地化、本色化、处境化等；只是近几年的议论，更多是从国家安全和宗教安全的角度考量，这也是过去少见的论述，其理论发展值得关注。

基督教中国化对于道风山创办人艾香德来说，不是一个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践行的问题。当他在1905年于湖南沩山佛寺受特别感召要向佛教徒传道之时，他就采用「道成肉身」的传播方式，即是先让自己成为一位中国佛教徒；习汉语，研佛经，住寺院，成为佛教中人。不难想象，他的工作方式对当时的西差会和佛教团体都是离经叛道，大加责难，在所难免。结果，他在1926年被劝退离开属会，自立门户。当他四面受敌但依然故我，坚持以佛家的言语和宗教经验来论述耶稣的福音，因为他坚信圣言－道必须成为肉身，并且这成为肉身的道就是终极者－上帝。这上帝又是风，随意而吹，无人参透。艾香德认信的这起「三一神观」源自《约翰福音》，今天这起神学论述以汉语牌匾列示于道风山圣殿之中：正中高挂横匾「道成肉身」，右直匾「道与上帝同在」，左直匾「风随意思而吹」。

另一有趣现象：艾香德自1903年来华传教，1953年安息于香港道风山。半个世纪以来，他经历当代中国多起的歴史／政治大事，如1912年晚清终结和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1913年袁世凯任正式大总统，1916至1930年军阀割据，1922至1927年非基督教运动，1941至1945年香港沦陷等。面对风云多变的政局，不论是他的着作或日记，他从不谈致治，只是埋头钻研经书，不断在南京的景风山、杭州的天风山、上海的灵风山和香港的道风山践行圣言如何成为中国这起肉身。如同其他西教士一样，当他饱读中国经书后，在晚年的岁月，他迻译老子的道德经为挪威文，向北欧介绍中国文化，成为中学西进的推手之一。当我们着墨于宗教安全之际，艾香德和其他西教士曾努力过的这起纯粹的基督教中国化，值得我们细嚼。

基督教中国化对于汉语基督教研究／汉语神学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践行的问题。从一开始，汉语神学的起点是自发于人文学界，因此我们并不从属任何特定的信仰群体。我们的动机是知性的追寻，但尊重个体学人的信仰自由。我们强调以汉语作为论述载体，挖掘汉语的内在资源的文化、歴史和生存经验以诠释基督宗教的思想；同时也强调基督宗教的思想资源和神学传统是源于犹太教，延至犹太基督教、东方诸教会、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因此基督宗教是多元的、东西方的、中外的和普世的。当多元的基督宗教思想遇上多元的中国学统——儒道佛、马克斯思想和当代思潮，在人文学界的语境下，此圣言必然成为中国学术传统的组成部分。因此汉语神学一定是中国化的，同时也是普世的和国际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