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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 二十年后的再思

二十年前(1995)的6月,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特别日子,我们就是在那个6月,逐步从道风山基督教丛林总办公室搬迁至当时称为「田德楼」开始工作。这次的搬迁不单是办公地方的转变,其实是一个崭新机构的生,他将开创一个特别的工作:建构一个备受汉语学界所接受的新学术体系,名为汉语神学,又称汉语基督教研究。

 

当年的搬迁,背后有一个颇为曲折的片断,值得细味重述。事缘我于1992年六月上任道风山基督教丛林事工主任,主责协助北欧院长制定和推行符合道风山传统的事工。我受到前任院长何安石牧师离任前留下的工作文件所启发,遂制定了四大方向和一系列的事工活动,包括:(一)中国基督教神学、(二)中国基督教灵修、(三)中国基督教艺术、(四)宗教对话。其中首项「中国基督教神学」得到刚从瑞士学成归来的刘小枫博士加盟协助。在他穿针引线下,当年有基督教研究背景及有兴趣的内地学者多有合作,共襄在中国学界推动基督教学术研究。

 

从1992至94年间,我们制定了三项工作策略:学术出版、人材培训和交流合作,具体事工包括:汉译历代东西方基督教经典、出版汉语神学期刋、出版汉语基督教研究原创丛书、邀约内地访问学人来港驻所访学,与内地知名大学合办宗教学暑期研讨班等。一年下来,内地多所知名大学对我们多项学术工程反应热烈,双方都确认这些活动对当代中国学界具先锋性和突破性的贡献。纵观二千年的中外交往思想史,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引进西学的热潮下,竟有中国学人主动提出以学术维度研究基督宗教,这确是二千年来未有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又提出相关合作难以长久,因道风山基督教丛林份属教会机构,这种传教性质与内地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性质不相匹配,有违内地政策,因而合作有限。与此同时,我在研究道风山创办人艾香德的生平时,也发现有类似张力,他在1903年抵达中国湖南;1905年领受特殊召命:「我另有羊」的异象;1920年成立「中国佛教徒的基督教兄弟会」;1925年因其工作与北欧教会传统有所抵触而被劝退,离开所属差会自行工作。

 

经过一段深刻的考量,我们遂提出另立一所「研究所」的可能性。我们的提案不是权宜之计,反之却是真切思考如何建构一所名符其实,学术自主的研究机构,并期望理清教会与学界的从属关系。首先,我们从机构的董事会着手,一般教会机构都由不同教会群体委任团体代表组成,「研究所」的董事会是由不同背景的中外学者专家以「个人身份」组成。这种「个人参与」说明没有任何教派或宗派团体可以掌控我们的董事会,从而理清教会与研究所的非从属关系。同时我们的董事成员都具备教会及学界经验,确保能理解和尊重各方的传统,但当两者不能兼容时,却能站在学术自主的立场捍卫多元和包容。随后是行政、人事和财务的独立运作,确保有恰当的人力和物力推行上述三项「没有市场利润收益」的工作策略:学术出版、人材培训和交流合作。

 

我们用了一整年的讨论,中外会议不计其数,反覆论证,终于在1994年底的道风山基督教丛林董事会及1995年三月的北欧董事会通过,在香港立案注册一所非牟利性质的机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我个人则辞退道风山基督教丛林副院长兼事工主任之职,转聘为研究所的执行总监,从此研究所应运而生。因应「研究所」的工作性质是促进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和建设汉语基督教研究/神学,但同时我们不排拒与各方宗教团体的交往和合作,旨为互相学习,促进对话;为此二十年下来,我们的工作进展顺利,未有受到政界或教界的干预,致使我们可以专心工作,成果可观,备受赞赏。

 

多年来,研究所的经费主要来自道风山的房地产投资基金,但近年受全球投资市场的不景气,我们的经费日见拮据;我为此龥请,过去二十多年,研究所一力承担推动基督宗教(犹太基督教、东方教会、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 的汉语化和中国化的工作,期间成果累累,有目共睹,惠及中外学界和众教会界。至今我们遇上经济不景,不可能再在财力上独力承担所有工作;就此,我龥请关心中国,认同我们理念的中外学界和众教会界的机构或个人,此时此刻,我们需要你的支持和同行。若你问:「你们的理念是什么?」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清晰而确切地告诉你:「在中国学界推动汉语基督教研究,建构汉语神学,丰富中国文化,使基督教学术成为当代中国学统的组成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