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1995)的6月，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特別日子，我們就是在那個6月，逐步從道風山基督教叢林總辦公室搬遷至當時稱為「田德樓」開始工作。這次的搬遷不單是辦公地方的轉變，其實是一個嶄新機構的生，他將開創一個特別的工作：建構一個備受漢語學界所接受的新學術體系，名為漢語神學，又稱漢語基督教研究。

當年的搬遷，背後有一個頗為曲折的片斷，值得細味重述。事緣我於1992年六月上任道風山基督教叢林事工主任，主責協助北欧院長製定和推行符合道風山傳统的事工。我受到前任院長何安石牧師離任前留下的工作文件所啟發，遂製定了四大方向和一系列的事工活動，包括：(一)中國基督教神學、(二)中國基督教靈修、(三)中國基督教藝術、(四)宗教對話。其中首項「中國基督教神學」得到剛從瑞士學成歸來的劉小楓博士加盟協助。在他穿針引線下，當年有基督教研究背景及有興趣的內地學者多有合作，共襄在中國學界推動基督教學術研究。

從1992至94年間，我們製定了三項工作策略：學術出版、人材培訓和交流合作，具體事工包括：漢譯歷代東西方基督教經典、出版漢語神學期刋、出版漢語基督教研究原創叢書、邀約內地訪問學人來港駐所訪學，與內地知名大學合辦宗教學暑期研討班等。一年下來，內地多所知名大學對我們多項學術工程反應熱烈，雙方都確認這些活動對當代中國學界具先鋒性和突破性的貢獻。縱觀二千年的中外交往思想史，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引進西學的熱潮下，竟有中國學人主動提出以學術維度研究基督宗教，這確是二千年來未有的現象。但另一方面，國內學者又提出相關合作難以長久，因道風山基督教叢林份屬教會機構，這種傳教性質與內地大學的教學和研究性質不相匹配，有違內地政策，因而合作有限。與此同時，我在研究道風山創辦人艾香德的生平時，也發現有類似張力，他在1903年抵達中國湖南；1905年領受特殊召命：「我另有羊」的異象；1920年成立「中國佛教徒的基督教兄弟會」；1925年因其工作與北歐教會傳統有所抵觸而被勸退，離開所屬差會自行工作。

經過一段深刻的考量，我們遂提出另立一所「研究所」的可能性。我們的提案不是權宜之計，反之卻是真切思考如何建構一所名符其實，學術自主的研究機構，並期望理清教會與學界的從屬關係。首先，我們從機構的董事會着手，一般教會機構都由不同教會群體委任團體代表組成，「研究所」的董事會是由不同背景的中外學者專家以「個人身份」組成。這種「個人參與」說明沒有任何教派或宗派團體可以掌控我們的董事會，從而理清教會與研究所的非從屬關係。同時我們的董事成員都具備教會及學界經驗，確保能理解和尊重各方的傳統，但當兩者不能兼容時，卻能站在學術自主的立場捍衛多元和包容。隨後是行政、人事和財務的獨立運作，確保有恰當的人力和物力推行上述三項「沒有市場利潤收益」的工作策略：學術出版、人材培訓和交流合作。

我們用了一整年的討論，中外會議不計其數，反覆論証，終於在1994年底的道風山基督教叢林董事會及1995年三月的北歐董事會通過，在香港立案注册一所非牟利性質的機構：「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我個人則辭退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副院長兼事工主任之職，轉聘為研究所的執行總監，從此研究所應運而生。因應「研究所」的工作性質是促進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和建設漢語基督教研究/神學，但同時我們不排拒與各方宗教團體的交往和合作，旨為互相學習，促進對話；為此二十年下來，我們的工作進展順利，未有受到政界或教界的干預，致使我們可以專心工作，成果可觀，備受讚賞。

多年來，研究所的經費主要來自道風山的房地產投資基金，但近年受全球投資市場的不景氣，我們的經費日見拮据；我為此龥請，過去二十多年，研究所一力承担推動基督宗教(猶太基督教、東方教會、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新教) 的漢語化和中國化的工作，期間成果累累，有目共睹，惠及中外學界和眾教會界。至今我們遇上經濟不景，不可能再在財力上獨力承担所有工作；就此，我龥請關心中國，認同我們理念的中外學界和眾教會界的機構或個人，此時此刻，我們需要你的支持和同行。若你問：「你們的理念是甚麼？」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清晰而確切地告訴你：「在中國學界推動漢語基督教研究，建構漢語神學，豐富中國文化，使基督教學術成為當代中國學統的組成部份。」